哈贝马斯愛張雪

最近，張雪很火。人們愛他耿直、執著、有拼勁。有人說，他的創業故事，就是“中国梦”最好的藍本。其中最被人津津樂道的名場面，是他在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從來不會客氣。無論對方提什麼樣的問題，他都會首先回問一句“說真話還是說假話”。然後無論對方是尷尬地笑笑，還是明確提示“各留體面”，他都會一咧嘴笑著說出聽起來很掃興的“真話”。

這種狀態很容易讓人感到“振奮”，因為這是一位純粹的奮鬥者才有底氣做出的選擇。你可以把“真話”理解為嘲諷、理解為炫耀、理解為挑釁。總之，奮鬥與努力決定了最後的“贏家”，是一種向人們嚮往的時代精神。

但在我看來，“說真話”的意義不僅僅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宣洩。因為加入投中之後，我也經常被這樣提問：“台上的投資人，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？”

而且有意思的是，提問者通常會預設答案，邏輯很簡單：在沒有革命性的技術迭代之前，財富就是一場零和博弈——在這個前提下，投資人沒有任何理由共享自己的方法論。並且有句話叫“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”，投資人當然可以通過表達增加影響力，但風險投資終歸是一個追求回報的生意，生意就要儘可能地減少“預期外”的狀況發生，而風險投資的“標的”已經足夠“模糊”了——在這個前提下，公開表達的性價比是很難算明白的。

你看，相同的一個命題，在張雪那裡是“褒義”，到了風險投資人們卻變成了“貶義”，這是為什麼？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。想來想去，覺得想要答案，或許需要借用一場思想實驗。題面要從十多年前的一段往事聊起，主角是剛剛去世的哲學家哈貝馬斯。

大概在2010年4月前後，哈貝馬斯一度成為了社交媒體平台上的話題人物，起因是在這年年初，有人以他的名義註冊了一個推特帳號，在上面高談闊論“公共領域”理論應該如何應用於互聯網時代。除了不明真相的群眾蜂擁而至，據說還有大學教授也信以為真，還試圖發私信交流。而推特官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任何作為，直到哈貝馬斯本人通過媒體圈的朋友辟謠才草草封號了事。

通過朋友的轉述，哈貝馬斯做了措辭強硬的公開回應，說“It irritated me”，我真的很生氣。

（千禧年代哈貝馬斯的採訪截圖）

整個過程看上去沒有問題，可正是這次“辟謠”把哈貝馬斯推出了書齋。因為一個現實狀況是在當年，“高仿號”屢見不鮮。蘋果創始人史蒂夫·喬布斯、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、時任津巴布韋前總統羅伯特·穆加貝等大量名人都遭遇過類似的鬧劇。人們下意識地認為，這樣一位享譽全球的老教授其實應該泰然處之。更何況“冒充者”也沒幹什麼壞事：根據媒體爆料，冒充者是一位正在美國某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的年輕人，動機就是純粹地對哈貝馬斯仰慕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了解這位哲學大師的理論。帶著巨大的偶像光環，“高仿號”甚至並沒有進行任何的內容杜撰，截止被封號前所有內容都來自哈貝馬斯於2006年發表的論文《媒體社會中的政治傳播：民主是否仍然具有認知維度》。

這是不合常理的“失態”。於是晦澀的理論研究，在這樣強烈的好奇氛圍中變成了一種顯學。網友們一擁而上，拼湊出了這樣的“事實”：

雖然並不是沒有人質疑“高仿號”的真實性，但絕大多數的網友都對“哈貝馬斯開始玩社交網絡”這件事感到興奮，認為哈貝馬斯也開始嘗試用“140字的短內容”來闡述自己的思想是哲學界的劃時代進步。“假哈貝馬斯”也非常應景地回贊“社交媒體”，發推文表示“互聯網為公共領域內的平等對話提供了基礎力量”、“互聯網彌補了傳統媒介時代中公共場域內的話語權不對稱等問題”、“互聯網讓人們擁有了討論的機會，並且削弱了權威的力量”——而哈貝馬斯本人很可能就是被這樣的“雙向奔赴”所激怒的。

一直以來，哈貝馬斯一直強調“公共領域”的重要性，認為公共領域內的討論以及伴隨討論所產生的公眾輿論，是“社會秩序基礎上共同公開反思的結果，對社會秩序的自然規律的概括”，能夠準確地傳遞社會需求。而要實現這個“公共領域”，達成“主體間共識”，需要其命題具有真實性、合法行為及其規範語境具有正確性，與此同時主體經驗的表達也要具有真誠性，這樣“言語者和聽眾才能同時從他們的生活世界出發，與客觀世界、社會世界以及主觀世界發生關聯，以求進入相互理解的狀態”。

基於這個前提，哈貝馬斯其實更願意強調“互聯網”糟糕的一面。比如他認為“公共領域”概念之所以在人類近代史中無數次起到了推動作用，是因為在傳統媒體時代，公眾注意力可以集中在真正需要關注的、將產生深遠影響的命題上。相比之下，互聯網產生的其實是一種“離心力”——每天誕生成千上萬的“新討論場域”，這樣（彼此封閉且細碎的）傳播空間缺乏一種“能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紐帶”，很難形成“能夠讓我們看清什麼才是真正重要之事的合力”。

哈貝馬斯的公共印象也自此之後發生了微妙的改變：在此之前，人們讚許他是“二戰思潮的活化石”，是“當代最有啟蒙主義的思想家”；在此之後，哈貝馬斯逐漸和迂腐、古板掛上了鈎。尤其是當社交網絡成為更多人“與生俱來的一部分”，就連最受學術界認可的“公共領域”理論也開始被越來越多人“證伪”。反對者們認為：這位老學究對公民素質有一種精英般的神諭情結，與此同時又沒有充分理解傳播媒介變化的真實影響。

以至於今年3月14日哈貝馬斯去世之後，大量悼念文章的切入點已經坍縮到了非常單薄的“個人社交”層面，指出哈貝馬斯的核心價值是在探討“當對方蠻不講理的時候，你應該如何講道理”。完全無法媲美去年查理·芒格去世時的盛況。

現在思想實驗開始：假設哈貝馬斯仍然健在，那麼他會如何評價同在2026年3月成為現象級話題的張雪？

（湖南衛視2006年所拍攝紀錄片中的張雪）

答案或許是顯而易見的，因為近段時間大量關於“張雪”和“張雪機車”的討論早就超過了機車運動本身——哈貝馬斯在其著作《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》曾經鮮明地指出：“大眾媒體塑造出來的世界所具有的僅僅是公共領域的假象……公共領域本身在消費公眾的意識中私人化了，不論是小人物的偶然的命運，或者有計劃地扶植起來的明星贏得了公共性，公共領域所產生的文化都可能會披上了私人的外衣”——張雪機車的爆火速度，充分證明了“互聯網”對這一困境的放大，是值得批判的。

但問題在於，哈貝馬斯在討論“互聯網離心力”的時候，到底反對的是什麼？回到高仿號事件以及哈貝馬斯对此的回應，我認為答案或許是這兩個字：“在場”。

那個冒充者並沒有惡意，他甚至在幫哈貝馬斯傳播思想。但問題在於：傳播的是誰的思想？當哈貝馬斯本人不在場時，別人可以替他說什麼，別人可以替他選擇哪些內容被傳播，別人可以為他塑造一個“擁抱互聯網”的形象。即使冒充者沒有杜撰內容，但選擇哪些內容、以什麼方式呈現、在什麼時機發聲，這些本身就構成了對他人的“代表”。而哈貝馬斯之所以憤怒，正是因為他的“不在場”導致了一個“不是他的他”出現在了公共空間中。

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，核心就是要求每一個人的“在場”。公共討論不是讓少數人代表多數人去說話，而是讓盡可能多的人自己說話。真實性、正確性、真誠性這三個要求，前提都是說話者本人到場，用自己的身份對自己的言論負責。如果一個人不在場，那麼關於他的一切討論都是被建構的，而不是由他參與的。

把這個問題放到張雪機車的案例中，大概是這樣：2026年3月，張雪機車在世界超級摩托車錦標賽奪冠，迅速爆火全網。而伴隨著奪冠熱度，公眾對張雪的興趣迅速轉化為對張雪機車研發投入的關注、對中國摩托車產業技術路線的討論、對國產製造業突圍路徑的梳理。一個行業的“價值、魅力、困境”，在很短的時間內得到了非常系統的梳理。

很多人將整個過程，解讀為“流量”的意義。但這件事從體育新聞變成公共事件，原因不是冠軍本身，而是張雪這個人多年間持續的“在場”。他願意在公眾面前闡述自己的世界觀，沒有神秘感，持續地說話。當奪冠的消息傳來，公眾發現這個人背後有太多可以討論的東西：二十年前對著鏡頭說“有夢想就去追”的少年，堅持自主研發的技術路線，“禁止新手購買大排量摩托車”引發的爭議，主動為車主維權的法務支持。這些內容不是一次奪冠就能憑空產生的，而是需要一個人長期、持續地把自己放在公共視野中，讓公眾有機會了解他的想法、他的選擇、他的價值觀。他一直在場，所以當話題被點燃時，公眾討論有內容可以依托。

而如果張雪不在場呢？如果張雪只是一個躲在公關團隊背後的創始人，如果他的言論都是經過層層審核的官方聲明，如果公眾對他沒有任何了解渠道，那麼奪冠這件事就會停留在“中國摩托車贏了”這個口號層面，然後被下一波流量沖走。行業得不到梳理，困境得不到討論，技術路線得不到爭論。因為“在場”的那個人不存在，公眾無法與他對話，無法向他提問，無法質疑他的選擇。

高仿號事件中，哈貝馬斯憤怒地拒絕了一個“替他在場”的人。張雪機車的案例中，張雪主動選擇了“自己在場”。兩者指向的是同一個道理：公共領域的形成，依賴於每一個人的親自到場。不是讓別人代表你說話，不是把表達的權利讓渡給別人，而是你自己站出來，用自己的身份，對自己的言論負責。

互聯網確實讓每個人都有了說話的工具，但工具本身不會讓人“在場”。一個人可以選擇在場，也可以選擇不在場。可以選擇持續輸出，也可以選擇沉默。可以選擇真誠表達，也可以選擇公關話術。公共領域的質量，取決於有多少人選擇前者。

所以如果有平行宇宙，那麼哈貝馬斯一定會很喜歡張雪，因為他證明了“在場”這件事的價值。當一個人持續地、真誠地出現在公共視野中，他的存在本身就可以成為一個錨點，讓公眾的注意力能夠集中起來，形成真正有深度的討論。而這種討論反過來會推動他所處的行業向前發展。機車行業的價值、魅力、困境得到了系統梳理，不是因為某個媒體策劃了一場專題報導，而是因為張雪的“在場”讓這些討論有了可以依托的內容基礎。

高仿號事件發生十五年後的今天，哈貝馬斯當年擔心的“離心力”依然存在。但張雪機車的案例給出了一个回应：當足夠多的人選擇“在場”，選擇主動參與公共表達，選擇用真誠的態度面對公眾，那些分散的群島之間就有可能建立起連接。不是技術自動實現的，而是每一個選擇在場的人共同實現的。

這個命題對於中國的風險投資行業同樣如此。當我們試圖將“風險投資”這個在迥異的商業文化裡完成驗證的行業，放置在我們的市場中，試圖將它建設為有上下游路徑、有完整理論基礎、有規模化複利可能的行業，承擔不可替代的社會分工，我們做好“在場”的準備了嗎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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